很明显，题主是受到了文革时期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影响。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

所以题主认为，只要是作者把人物的外在形象描写的美好，有人性，就意味着作者内心中认为这个人物是正面人物。

而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现实中，十恶不赦的人也可能对父母子女邻居下属表现的很有人性，乃至善良仁慈，外观形象俊朗美貌的恶人也是比比皆是。天然的反社会人格在罪犯中是少数。

而这种反差感在文学作品中更能表现出冲击力和人性的复杂。

题主对这种文学表达不认可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的写作模式的不认可，更认同的是三突出这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文艺创作模式。

认为日本军人天生凶残十恶不赦的这种思想，在抗战实践中也是被八路军否认的，1940年八路军总司令部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为使全军俘虏工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于当年7月7日发布命令指出：“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想远没有这么复杂，我想莫言对此更加强调的，是让我们看到无论在何样的群体中，都是存在有人性的一面，这样的人性，不仅仅是体现于正义的一方，还有非正义的一方。

就像雨果在《九三年》里塑造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他残忍、顽固、冷酷、滥用暴力，是一个反动叛党匪军头子，可他最后情愿被共和军抓到，也要救在城堡里被困于大火的孩子，这是来自他内心中残存的人性，这也是最后共和军司令郭文选择放弃抓他的理由，因为不符合人道主义。

我在这里从不为与侵华日军解释什么，作为个人，完全有自由有权利在非正义行为面前选择说不，侵华日军没有说不，他们犯下的至少是汉娜·阿伦特所言的平庸之恶。

如汉娜·阿伦特所思:

政治并非儿戏；在政治之中，服从就等于支持。正如你支持并执行一项政策：不愿与犹太人民以及其他几种民族的人民，共同住在地球上——仿佛你和你的上级有权力决定谁应该、谁不应该在地球上居住一样——而我们发现，没有人、没有一位人类成员，会想和你共同住在地球上。这就是你必须被绞死的原因，也是你必须被绞死的唯